敢辩敢言——律师庭审对抗是法律赋予的权利

上个月的一场庭审，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。

二十几名被告人、近三十名辩护律师，把法庭坐得满满当当。开庭没多久，我向法庭提出申请：请求对当事人解除戒具。

理由并不复杂。我的当事人尚未经生效判决确定有罪，庭审全程服从法庭指挥，没有脱逃、行凶、自杀的现实危险。可手铐脚镣加身，他别说从容陈述，连翻看起诉书都困难，更遑论以一个人的尊严，去面对这场关系他后半生的审判。

申请提出后，法庭陷入一片安静。近三十名律师里，只有一位同行举起手，表示附议、声援。

法庭最终没有准许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五味杂陈——为请求被驳回而遗憾，为当事人的处境而痛心，也为满庭的沉默而警醒。

01 敢于说话，是律师的职责，不是胆子

执业二十年，我越来越确信一件事：律师在法庭上敢不敢说话，从来不只是「胆子」问题，而是「职责」问题。

辩护权，是法律赋予被告人、也赋予辩护律师的法定权利。律师不是法庭的陪衬，更不是庭审的摆设。当事人把自由、名誉、甚至身家性命交到律师手里，律师在应当发声的时候选择沉默，那不是「尊重法庭」，是失职。

02 那天，我做的只是本分之事

回头想，那场庭审里我做的事，没有一件是出格的，都是辩护律师的本分。

其一 · 请求解除戒具

戒具的使用，本应遵循必要、适当的原则，只有在确有需要、确能防止现实危险时才能使用。对一名没有脱逃、行凶、自杀危险的未决被告人持续使用全身镣铐，既无必要，也与无罪推定的精神相悖。这是程序问题，律师必须提，也必须提得清清楚楚。

其二 · 当庭指出量刑与罪名问题

当庭指出检察机关量刑过重，以及在罪名竞合的情况下「定罪择重」的问题。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，不是铁板一块。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，一行为触犯数罪名、想象竞合或法条竞合时如何定罪、如何量刑，法律有明确规则。对指控和量刑提出有理有据的异议，是辩护的核心。这些话，律师不能不说。

03 我最在意的，是那满庭的沉默

其实，让我久久放不下的，并不是法庭最终是否准许，而是那一庭的沉默。

我无意苛责任何同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、压力和现实的权衡，这些我都理解。可我想说的是——如果连「请求解除镣铐」这样一个再正当不过的程序请求，都只有一个人敢附议，那当这个行业面对更大的不公时，还能指望谁站出来？

庭审对抗不是逞强斗狠，而是辩护权最核心的落点。

法律为什么赋予律师发问权、质证权、辩论权？为什么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、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？正是因为立法者清楚地知道：没有对抗，就没有真正的辩护；没有辩护，审判就成了走过场。

律师在庭上不敢说话、不愿说话，受损的不是律师个人的面子，而是当事人的自由、财产乃至生命。

有人劝我：何必呢，法官不高兴，对当事人未必有好处。这话似是而非。

恰恰相反，律师的正当对抗，本身就是为当事人争取权益的正当方式。取镣铐是对人格尊严的争取，指出量刑过重是对刑罚公正的争取，指出竞合择重是对法律适用准确的争取——这些都是当事人花钱请律师的意义所在。

如果律师在庭上当“哑巴”，当事人何必花这份钱？如果律师见了法官就噤若寒蝉，辩护制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？

敢于说话，确实需要一点勇气。但这勇气，恰恰是法律给我们的底气，也是我们应当承担的义务。

04 敢于对抗，不等于对抗法庭

有些话必须说清楚：我所说的「敢于庭审对抗」，从来不是对抗法庭、对抗法官，更不是逞口舌之快、无理取闹。

真正的庭审对抗，是控辩双方依法、理性、平等地交锋——用事实说话，用法律说话，对事不对人。该争的，寸步不让；该守的礼数，一样不少。 敢于说话的前提，永远是专业、是依法、是尊重。

二十年刑辩路，我始终记得自己名字里那个「锋」字的分量——律师，当有锋芒。这锋芒不是刺向谁，而是要在应当发声的时候，替当事人、也替这个法治社会，说出那句该说的话。

哪怕满庭沉默，哪怕无人应援，律师也要敢于说话。因为这是法律赋予、也应当依法行使的权利；因为沉默，从来不该是辩护人的职业注脚。